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進一步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中,“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被頻繁提起。推動社會治理創新是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的重點工作范疇。11月19日,由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中國法學會聯合舉辦的2020年度社會治理創新協商座談會在京召開,會議議題為推動市域社會治理創新。
為何要聚焦市域社會治理創新?未來的市域社會治理將怎樣推動?市域在國家治理體系中具備承上啟下的樞紐作用,被看作國家治理的關鍵基石。市域社會治理做得好不好,事關頂層設計落實落地,事關市域社會和諧穩定,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
全國政協副主席陳曉光在發言時特別強調,推動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要著眼于社會領域,著力把主要矛盾風險控制在市域、解決在市域,以市域平安夯實全國平安的牢固基礎。
1、充分發揮法治確定性和凝聚共識功能
“為何要把市域社會治理創新做為國家治理的關鍵抓手?如何才能實現‘一子落而滿盤活’的效果?”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駐會副主任呂忠梅在組織座談會時,提起了兩個焦點問題。
“市域在國家治理體系中具備獨特的地位和功能,是公共服務、公共管理和公共資源分配的中介和關鍵橋梁,一方面要貫徹落實國家治理宏觀經濟的要求,另一方面對市區鄉鎮治理的難點進行歸集和整合,具備解決基層難題和貫徹落實國家意志的戰略性效應。”中國憲法學研究會會長韓大元這樣回答第一個問題。
要以市域社會治理創新為抓手實現“一子落而滿盤活”的效果,仍有許多難題需要克服。今年,全國政協社法委側重將社會治理有關議題與年度工作計劃聯動實際,持續發力,通過實地調查、召開座談會等方式聚焦社會治理創新。調查發現,各地區在市域社會治理過程中獲得了許多成功經驗,但也存有許多難點問題,例如,一部分地區將市域社會治理等同于基層治理,市級層面的統籌主導作用發揮不夠,社會風險主要矛盾的全周期、跨部門協同治理制度不健全等。
那么,市域社會治理的短板怎樣克服?怎樣保證 治理效能高品質提升?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主任沈德詠說,要進一步搞好凝聚共識工作。建立完善委員聯系界別群眾的制度機制,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多做政治宣傳引導的工作,有效的促進形成“十四五”期間社會治理創新的強大力量。
江蘇省無錫市新吳區新安街道黨工委副書記邰學愛在視頻連線時詳細介紹了當地的“有事好商量”工作。邰學愛說,街道政協探究實行了“去哪里商量”“商量什么”“誰來商量”“怎樣商量”“如何落實商量”的五步工作法,推進一部分社會治理的難題獲得了解決。下一階段,將在議題的選擇、參與的群體、成果的落實等方面更進一步加以優化。韓大元認為,應對社會風險的挑戰,市域風險防范的關鍵在于避免 風險的擴散與不確定性,發揮法治的確定性和凝聚社會共識的功能,為風險的防范提供明確的法治保障。
2、保證社會公眾依規依法正確合理參與社會治理
猝不及防的疫情,是市域社會治理遭遇的一場大考。疫情出現后,數萬名志愿者沖在了武漢抵御疫情的第一線。在座談會上,江漢大學法學院院長趙立新通過視頻連線的方式,分享了自身從事志愿服務的經歷。“疫情防控期間,志愿者活躍在疫情排查、衛生消殺、物資搬運等多條戰線,為疫情防控保衛戰的勝利奉獻了重要的力量。以志愿服務為引導的公眾參與社會治理機制,很大程度地激起了群眾的主人翁意識和參與城市治理的主動性、積極性,提升 了信息對接的精確度,提升了社會風險的源頭治理能力。”趙立新說。
趙立新建議,推進疫情應對中探究形成的切實可行的公眾參與社會治理的經驗模式向制度化成果轉化,以適應社會風險治理常態化要求,推進社會治理體系建設的平戰結合。與此同時,強化德法和法治手段在培育、引導公眾參與社會治理體系建設中的規范、引導功能,保證 公眾參與社會治理在正確軌道上運行。
“上半場救人,下半場救市。”騰訊大楚網總裁余凱這樣歸納自身的志愿服務活動。疫情出現后,余凱與同事參加了捐款、捐物、協調物資輸送、開發武漢健康碼等志愿服務工作,經歷了這場疫情防控保衛戰的余凱,看到了社會組織的活力,也有一些困惑,“這些社會組織在特別極端的環境下呈現了自身的活力和對資源的協調能力,但在常態下,是否也可以維持這種對社會的貢獻?”
對于余凱的疑問,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紅十字會原副會長王海京肯定地說,社會組織在健全社會治理體系建設中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要實現這一目的,需要更進一步健全相關的法律法規,不斷加強黨對社會組織的全面領導、增加黨和政府對社會組織的扶持力度、推進社會組織不斷提升自身能力建設。
3、打破數據壁壘處理基層應用難題
為處理在工作中遇到的數據共享方面的難題,上海市浦東新區周浦鎮城市運行管理中心黨支部書記吳蓓專程趕到北京,希望在座談會上“取經”。
吳蓓說,浦東今年在周浦鎮進行試點,以村區為單位開發了聯勤聯動微平臺,把所有的村居管理要素都匯集到這一平臺上,但在平臺開發中卻發覺,許多 數據壁壘是基層難以解決的。比如,關于視頻監控,基層不太可能再安裝更多的視頻,而已有的視頻監控數據信息掌握在眾多部門手中,基層沒有辦法共享這些數據信息。
“是不是可以創建一個數據中心或平臺,對數據信息進行資源整合應用和分級管理?這樣可以在保證 數據信息安全性的同時,實現數據信息運用的多元化,為基層開展針對性工作提供支撐。”吳蓓說。
對于吳蓓的難題,多名與會人員用案例分享的方式來解疑釋惑。全國政協常委、國家統計局原副局長賈楠介紹說,貴州省貴陽市以統一規范管理為原則,通過推動落實數據、系統、終端、技術四個方面的整合,來解決基層數據資源共建共享的難點問題。這種在市級層面實現統一規范管理的做法,可以規避基層重復投資建設,降低成本。
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市政協副主席張金英在今年參與調研時注意到,甘肅省蘭州市城關區的法治文明實踐中心的運行十分精細,在內容上劃分為消防、司法等四個版塊,在傳播方式上綜合性運用多媒體、VR技術、3D體驗倉等聲光電高科技手段,讓不同年齡階段的人都能夠親身體驗,獲得了良好效果。
中共北京市委農工委黨校決策咨詢部主任王弢對浙江杭州城市大腦“數字駕駛艙”印象深刻,“這個‘數字駕駛艙’是不同層級分段授權的,社區工作人員和街道工作人員、市級不同層面的工作人員所見到的信息范疇是不同的,層級越高看的信息越全面,更有益于制定政策,而且更有益于將政策的資源整合提高到一個更高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