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國抵御新冠疫情獲得重大成果之際，新基建發展得熱火朝天，獲得了各領域，尤其是產品及服務提供商的激烈討論和積極參與。那么，在新基建之后是什么呢？自然是作為上層建筑的智慧城市。回首過往幾年，“智慧城市”方興未艾，“城市大腦”又異軍突起，大有引導智慧城市建設潮流的趨勢。但是，琳瑯滿目的“城市大腦”之間、各種“城市大腦”與現有的智慧城市系統之間的協同依然存在許多的問題：系統割裂、數據鴻溝、建設和運維資金短缺、市場的激烈競爭、良莠不齊的解決方案等都牽制著行業的發展。本文從“腦體協調”、“標準統籌”和“產能輸出”等多個層面討論了借力新基建構建“城市大腦”，推進新型智慧城市建設層面的若干思考，供政府決策部門和有關研究機構、市場主體參考。
1、以“大腦”引導“肌體”，全局統籌發展
過往的智慧城市建設，通常是按照業務領域的不同，分別由不同部門領頭推進，如智慧交通、智慧醫療和智慧城管等。這就出現了“九龍治水”的現象。很多人的觀念是“我的事你少管”、“你的事我也不想摻和”，相互不搭理。在智慧城市的發展初期，我國的城市化程度較低，城市面積和人口規模沒現在這么大，普通百姓追求美好生活的心情也沒現在那么迫切，社會治理任務也沒現在這么沉重。因此 ，對城市進行簡單的條塊化管理就基本上能滿足大家的需求，這種系統隔離的現象并沒有太大的不妥。
但在強調社會協同治理、實現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當下，“九龍治水”就成了比較嚴重的問題，會嚴重降低社會或城市治理的效率，也為我們當下建設以“城市大腦”為標志的新型智慧城市帶來了許多的不便。比如說，為了支撐“城市大腦”做出科學的決策，我們不得不從諸多割裂的系統里采集海量的數據，拼湊出有用的信息，還要迅速地完成大規模分析、做出盡可能優化的決策、然后再反饋回多個系統，力爭實現多系統、多部門的協同處置，其難度可想而知。
所以說，我們務必要吸取歷史的教訓。為了在新時期建設新型智慧城市，有必要把新基建和“城市大腦”理念提升到全局高度，統籌協調設計，統一架構體系，統一天地網絡，夯實新基建，在覆蓋廣度和深度、互聯互通層面做到位，真正的展現出“基建”的價值和意義，具備承載上層復雜應用和海量數據的能力；然后，重新考慮“大腦”和城市眾多“肌體”之間的關系，優化好“大腦”與“肌體”的結構和功能，從城市全域各系統的前端數據采集、到城市數據中心、云計算中心、城市綜合性指揮中心、再到全域基層執行單元等各層面做好統籌協調，為實現“大腦”和“肌體”之間快速的互聯互通、高效的協調聯動，實現跨層級、跨地域、跨系統、跨部門、跨業務的協同管理和服務打下牢靠的基礎。
2、用“標準”引導“行動”，保障互聯互通
一個國家之所以要推行官方語言、世界多國之所以都倡導學習英語，其目的便是要實現不同語系的人群之間的溝通交流。同樣的，發展新基建，構建新型智慧城市，推動社會不同治理版塊之間實現“五跨”式協同，務必有統一“語言”，便是標準。
現如今，先行城市在深入開展新基建和“城市大腦”建設時，都面臨著從原先相對割裂的多個系統中整合海量、多源、異構數據的巨大挑戰。在未來，如果不同供應商、不同的信息化基礎設施、不同城市的“大腦”之間還無法構建起統一的標準的話，那我們將繼續面臨著低效率的折磨。
所以說，在新基建高歌猛進、“城市大腦”方興未艾之際，國家有必要從頂層設計的高度，在原本的智慧城市標準化工作的基礎上，進一步做好新基建和以“城市大腦”為標志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設標準和評價標準的統籌工作，尤其是為新基建和“城市大腦”的建設工作做好規范和指引。各個城市的主政者也有必要督促各自的方案供應商以協同、合作的心態，從應用層面做好標準和規范的落地工作。
但是，令人擔憂的是，新的數字鴻溝和信息孤島也許還在持續出現。從當前琳瑯滿目的“城市大腦”概念——如阿里的“ET城市大腦”、騰訊的“城市超級大腦”、科大訊飛的“城市超腦”和“數字孿生城市”、華為的“城市神經網絡”、海信的“城市云腦”等等這些——來看，企業的差異化意識和標新立異的能力都很強，但協同意識與合作典范罕見，有可能會出現新的溝通壁壘。這表明企業的胸懷好像還不夠寬廣，有必要進一步放開，不要怕別人搭便車、蹭亮度。只要分寸把控得當，最終的贏家通常是最具胸懷、最有格局的人。借用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就美國制裁華為事件答記者問時評價華為的一句話，那便是：心胸有多大，天地就有多大。
3、以“智慧”提升“決策”，惠及百姓民生
發展新基建、構建智慧城市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城市的高效化運營，不斷地滿足廣大群眾日益突出的美好生活的需求。這句話聽起來很虛，仔細分析又很實。比如，我們出行的時候，總希望耗在路上的時間短點、短點、再短點，近乎沒有底限；面臨不斷流失的歲月和健康，我們又希望自己活得長點、長點、再長點，好像永遠也無法滿足。
這“一短”、“一長”說說很簡單，但實現起來卻是十分困難，最終都需要高效化的交通、醫療甚至于農業、制造、教育和文化等各多方面、全方位的高效化協同支撐。實現“高效化”的基礎，也就是著眼于全局，兼顧個需，智慧決策。毫無疑問，這其中需要強大的人工智能做支撐。因為對全域數據的進行充分整合、對全局數據進行快速的科學的分析、對全局系統開展科學的優化、對全局資源進行流暢高效化的調度，已經遠遠地超出人腦的處理極限，需要借助于“外腦”才行。
問題是，許多所謂的“城市大腦”解決方案在“智慧”層面做的還不夠好，有的甚至于還滯留在局部連接（賣硬件）、堆砌數據（賣云服務）的“基建”水平上。這樣的方案及其廠商的未來恐怕不容樂觀。許多城市的“大腦”項目，也只不過是更換了蓋頭的“老姑娘”，其意義僅僅只是滯留在了“參與”層面上，其服務民生的的能力著實令人擔心。衡量一個城市“智商水平”的，是其決策的科學性、及時性和前瞻性。建議不論是負責“造腦”的供應商，還是打算“用腦”的城市，都應該在“腦體協調”、“標準統籌”的基礎上踏踏實實地提升“城市大腦”的智商水平。
4、以“多元”推動“發展”，破解投入難題
新基建和智慧城市的覆蓋范圍很廣，對關聯產業的帶動價值極大，已成為世界各地關注的重點。有關數據顯示，現如今全球約有一千多個城市開啟了智慧城市建設進程，僅我國便有五百多個，從數量上雄踞首位。全國100%的副省級城市、89%的地級以上城市、49%的縣級城市已經開啟了智慧城市建設。另一方面，智慧城市的投資也是非常巨大。據測算，我國上述城市累計投資計劃超過了3萬億元，累計建設投入已達到6000億元。智慧城市投資在財政收入中的占比非常高，甚至于超出了許多城市的承受力。這反過來又會限制智慧城市的發展。
為了解決新基建和智慧城市建設資金制約的現象，在維持國家網絡空間總體安全的前提下，有必要采取“財政投資為引導，多元化社會資本共參與”的資金籌資機制和實體運行機制，探究生成政府、企業和民眾共籌、共建、共享的利益模式，推動新基建和新型智慧城市建設工作取得快速進展。多元化社會資本的廣泛性參與，除了有益于解決資金短缺的問題之外，在智慧城市系統的功能優化、效率提升和質量改善等方面，也將形成市場化的、良性的進化機制，對我國中長期社會治理水平的不斷提升具備重要的經濟和社會價值。
5、以“輸出”擴展“空間”，共享數字化未來
我們國內智慧城市市場說大很大，僅陸地面積便有960多萬平方公里，有近14億人口；說小也很小，有套靠譜的“智慧城市”解決方案也就足夠了，因為信息化、標準化的系統比較容易復制。問題是，咱們國家目前已經涌現出那么多優秀的廠商、累積了那么多優秀的智慧城市解決方案、擁有了那么充沛的智慧城市建設和運維能力，怎么辦呢？
我的建議是走出去。國家已經為我國企業和我國產能走向世界構建好了極大的舞臺，鋪平了寬闊的道路。這就是“一帶一路”國際倡議。有關數據能很好地說明這一點。據調查統計，到現在為止，我國已與168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了200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截至去年底，我們與8個國家建立了貿易暢通工作組。除此之外，還與40個國家建立了投資合作工作組，跟這些國家大多都有雙邊合作機制。從2013到2018這五年，我國新簽對外承包工程總額超過了5000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也已超過了800億美元。
其中的投資大部分集中在基礎設施和傳統產業。如果我們調整一下思路，把其中一部分資金投資于這些國家的新基建和智慧城市領域將會如何？這代表著我們將會有機會深層次參與成百上千個國際城市的日常運營。那么，其價值又會怎樣呢？大家可想而知，尤其是其中日漸豐富的大數據，以及不斷壯大的信息系統對當地群眾形成的覆蓋能力和服務能力。倘若用兩個字來概括，便是“依賴”。這里邊不僅有當地群眾對系統的依賴，也有當地政府部門對數據的依賴，更有各個國家對中國所倡議建設的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的依賴。其重要意義不僅僅在于我們的企業做了一些項目，賺了一點錢，更在于鞏固、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加強了我國的國際傳播能力，對我們的國家安全、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具有突出的戰略性價值。
現如今，這方面已引起了國家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或許會看到中國數字經濟走向世界，用中國的數字能力促進世界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為構建人類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共享數字未來做出重要貢獻。這其中必然也會包括新基建、智慧城市和“城市大腦”。換句話講，新基建、智慧城市和“城市大腦”產業的未來不僅僅在中國，更在全世界。前景很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