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歷史不難發現，技術革命的轉捩點，并非均勻分布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之中：自人類馴服小麥開啟農業革命后，它長期未曾出現；過去兩百多年，它又集中出現過三次，每一次都伴隨著大國的興衰更迭。
在后三次技術革命中，如經濟學家黃奇帆所言：以蒸汽機和內燃機為代表的前兩次工業革命，我國完完全全是大洋彼岸的旁觀者；以計算機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我國雖說趕上末班車，卻也僅是跟隨者；但當以數字化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拉開帷幕，我國卻極有可能變成引領者。
正如我們所見，在注定不平凡的2020年，“新基建”以超高頻次出現在高層決策文件。在許多專家學者來看，它不僅按下了推進當今中國經濟發展的加速鍵，更是按下了我國引領世界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加速鍵。
尤其讓人欣喜的是，在更多的企業完成數字化轉型的同時，在與社會福祉密切相關的公共領域，新基建亦在國內各地不斷生根發芽，漸次開花。
最近幾年，在全方位創建“數字政府”的背景下，在“算力就是競爭力，網絡就是承載力”的共識下，愈來愈多的中國城市奔赴“云端”。
如若從2013年國家推出首批智慧城市試點來算，智慧城市落地已有七年。七年來，單就數量來說 ，根據德勤在《超級智能城市2.0：人工智能引領新風向》數據顯示，我國智慧城市市場規模在最近幾年均保持了30%以上的增長。國內在建智慧城市數量為500個，是世界智慧城市建設數量的一半。全國超過89%的地市級以上城市都在建設智慧城市，智慧城市總體規劃投資額已超過3萬億元人民幣。這個數量固然可喜，質量卻參差不齊。
1、非均勻分布
中國經濟信息社，中國信息協會和我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聯和發布的《中國城市數字治理報告（2020）》，從數字基礎設施，數字行政服務，數字公共服務，數字生活服務四個維度，對2019年度GDP排名前100位的城市數字治理水平展開了調研，數據顯示：杭州，深圳，北京，上海，武漢，廣州，鄭州，蘇州，東莞和西安位居前十。這其中，杭州的數字行政服務，公共服務與數字生活服務等單項指標值全面領先，總指數排名超越傳統一線城市，位居全國第一。
就像是某種交叉印證，去年年底，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智慧城市聯合實驗室發布的《2019城市數字發展指數值報告》也表明，杭州穩坐“數字城市”第一把交椅。
這并不難理解，也相對比較符合大眾直覺，獲益于阿里巴巴等科技巨頭，杭州最早實現了“掃碼乘車”，電子社保卡全流程就醫。那顆全國最有名的杭州“城市大腦”，也從交通“治堵”延伸到區塊鏈看病和無感停車等民生服務中。就在今年，杭州市政府還與阿里簽署協議，宣布加速構建“全國數字治理第一城”。
不止于日常，數字化程度高的地方，抗風險的韌性也越強，在剛平息的疫情風暴，杭州也突顯出較高的技術優勢。
譬如構建智慧城市，需要全盤洞悉城市數據，讓多維度數據迅速真實地流動。杭州市依托于城市大腦平臺，融合交通樞紐，疾控，醫療，出行等不同維度數據，構建高危易感染人員模型，高精度鎖定確診患者及其密切接觸者，根據風險等級高低展開滾動研判。在大年二十九，浙江省就基于大數據，在全國第一個啟動了“重大突發衛生事件一級響應”，成功運用大數據分析出人群聚集熱點分布，人群跨區域流動等信息，提前預測分析疫情發展趨勢，引導醫療資源的合理調度。
這類事例有很多，杭州的數字化程度也足以讓人驚喜，但若論及整體，我國城市的數字治理水準仍然偏低。
《中國城市數字治理報告（2020）》就明確指出，有的城市雖說已實現率先發展，但我國整體上的城市數字治理仍然較低，均值僅為0.2799，且各城市間的差別較大（與地方經濟一樣），62%的城市數字治理指數值小于均值。且從地理區域看，數字治理指數值總體呈現出“東高西低，南高北低”格局。
當然，從中西部城市發展現況來看，區域并不是數字治理的阻礙，譬如去年GDP僅排在全國第15位的鄭州，數字治理指數值排名位居第7。
此外，很可能是獲益于大城市的輻射作用，許多三四線城市迎來了絕佳的數字治理機遇，譬如GDP僅排名81位，南接杭州的湖州，其數字治理指數值為22名。
2、真正的“大腦”
實際上，許多人都知道，有別于美國ToB市場的興旺，很大程度上，中國互聯網以往龐大的人口紅利，在無意中“吞噬”了我國ToB巨獸們的崛起路徑，但現今沒人會懷疑，未來十年中國科技的新戰場將向ToB一端轉移。這其中會有相當大的比例屬于ToG。
眾所周知，現代化城市治理（尤其大城市）正如同“沙堆實驗”一般日漸復雜，傳統模式已難以應對，涉及到公共服務的諸多方面，都應該被賦予新的技術底座。
就在前不久，IDC根據2020年全球政府行業數字化轉型十大預測，給出了中國版的趨勢分析，這其中有幾條極具代表性，比如：“到2021年，90%的中國政府機構將選用平臺方式開發應用程序，使公民更容易獲得服務”；“如果沒有智能的、安全的、可拓展的數字化轉型平臺，到2022年，60%的中國政府機構將無法增強組成服務、簡化操作、授權員工和完成任務”；“到2022年，35%的中國政府機構將利用更好的客戶智能和機器人流程自動化實時處理公民服務”。
雖然在圈里人來看，不同于其他市場的可復制和確定性，ToG市場看上去更多的是“需求驅動”而非“產品驅動”，但伴隨著新技術的不斷興起，及其政府數據化發展戰略的逐漸升級，從現如今到未來，政府采購項目的單子會越來越大，不同細分化領域的國產化替代將從趨勢成為現實。因此 從大概率上，當下中國的ToG市場，或許只是剛剛拉開序幕，露出一道微光。
那這道微光最后將把我們指向何處？更遙遠未來的“數字治理”將會是何模樣？無人知曉明確答案，我個人最喜歡的回答，是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副教授周榕的說法：現如今所謂的智慧城市，實際上有一種假設，那便是這一個城市還是那么“笨”。
我們通過各種硅基觸角探入到城市各處毛細血管，收集城市信息，然后反饋到城市管理者手上，“所謂的智慧城市并不是城市有智慧，而是讓有一些智慧的人去管理城市。但是如果你想象一下，未來我們都生活在一個有自主智慧的大腦里面，這就不是我們現如今這么低端的智慧城市可以涵納的事情。因為這一個大腦會自主地形成非常多的思想和反饋，非常多的行動，行動將讓這一個城市運轉的復雜程度遠遠高于我們現如今由《雅典憲章》所規定的極其簡化的城市模型。這才是一個城市所面臨的真正艱巨的挑戰。”
實際上，當未來“城市本身”變成一顆真正的“大腦”，當今這個最初版本的“數字治理”，或許會在很大程度上遁于無形。